纵观“智慧城市”发展历程，2009年9月由美国IBM公司首次提出;2011年9月中国工信部将“智慧城市”概念引入“十二五”规划;2012年12月5日，住建部向全国发出《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同时下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为中国“智慧城市”创建建立游戏规则。工信部数据显示，仅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2013年7月2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草案;2013年8月，住建部批准193个城市(城区)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工信部公布的试点名单140多个，41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80%以上的二级城市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2014年3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要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还指明了网络信息宽带化、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发展现代化、社会治理精细化等六个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

随着2014智慧城市落地元年的开启，伴随着智慧城市第二轮发展浪潮，将有更多地城市及区县加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行列，各个试点城市的项目或将陆续落地，未来10年与智慧城市相关的投资有望达到2万亿元。同时信息的开放互联、技术的融合发展、管理的服务变革正在成为推动智慧城市有序发展的动力。当前众多国内城市把建设智慧城市作为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智慧城市建设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例如北京提出要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全面跃升，加快向世界城市迈进;深圳把建设智慧深圳作为推进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突破口，打造功能完善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宁波提出把智慧城市作为提升科学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的动力和方向，重点建设六大智慧产业;上海提出云海计划，为上海的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云计算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持。总体来看，对社会应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程度较高，在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城市中，优先发展民生、城市管理等社会应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占比72.7%，其他城市以产业或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关注重点。

不能忽视的是，在智慧城市建设“高歌猛进”的表象之下，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引起了业界的广泛重视及讨论。一是许多城市对自身发展基础和现状认识不足，在未能透彻领会智慧城市内涵和精髓的情况下一哄而上，盲目建设和投资，或一味追求新概念，而成为虚有其表、相互攀比的“面子工程”;二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目标及思路不明确，功能重复，同质竞争下导致的“千城一面”，在实际的使用中无法契合城市的实际及个性化发展需求;三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模式和商业模式缺乏整体性及可持续性，一旦地方政府热情减退或资金断裂，项目就成为“昙花一现”的无源之水，一切都成为空谈;即便是政府投入巨资完成，也因为忽略了市场及市民需求而局限于“政绩工程”;四是智慧城市项目体系庞大，但是多数城市在实践中却缺乏项目管理机制，信息孤岛、技术支持和衔接、行政分割和管理分治等问题比比皆是。

伴随智慧城市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面对当前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智慧城市的争议越来越大，业界开始出现两批阵营及核心论调，即智慧城市万能论和无用论。而在日立咨询和鼎韬咨询联合研发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方法论》中提到，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独谈“万能”或者“无用”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必须认清智慧城市不是“万灵药”， 科学规划、适度发展才是正解。那么，究竟智慧城市这味药在哪些领域效用最大呢?通过深度研究国内外优秀城市智慧建设实践经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解决部分城市病上具有奇效，如果城市管理者能够科学有序地加以计划实施，就能够达到为本城市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把脉问药”的良好效果。下面以交通为例，说明智慧城市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能够发挥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