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的经济动力与信任经济的形成

如果说，工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国民经济完全货币化为标志，那么，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将以国民经济完全信任化为标志。阿里巴巴渗入各行各业的过程，类同于当年金融业整合各行各业的过程，区别仅在于第二次浪潮化与第三次浪潮化。数字化或者第三次浪潮化，客观上将是信任经济与信任社会形成的过程。

《转型》指出：”过去20年来，中国依靠巨额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扩张的增长方式在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而互联网能够在生产力、创新和消费等各方面为GDP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这种新的动力是什么呢？

法国的阿兰.佩雷菲特在《信任社会》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把这种动力概括为信任，他说：“经济史资料，诸如原料、资本、劳动力、生产关系、投资、贸易、销售、增长率等，迄今为止一直被置于阐释发展的中心地位”；但是发展动力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却在于把信任置于发展动力的核心，“对人持信任还是怀疑态度”，“对发展起决定性影响”，“我们的假设是，发展的动力最终存在于对个人能动性，对探索和创新的自由抱有的信心之中”。

信任为什么重要？从学理上来说，信任的作用在于降低缔约交易费用。大白话叫“世上没有难做的生意”。交易费用相当于给媒人的彩礼。生意难做就是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制造业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但较少注意到工业化的彩礼已达到GDP一半以上这个更大弊端。对于中国来说，50多万亿的GDP，就有25万亿花在给中间人“彩礼”上。对于美国来说，财富赚一半，另一半都交给华尔街这样的中间人。华尔街在最极端情况下，可以既搅黄了生意，又照拿“彩礼”。人们管这种现象叫国际金融危机。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信任经济应运而生。信任就成为数字化纸币的币值所在，成为数字化技术背后内在的人的动因（“湿”的动因）。信任经济不同工业化的信用经济（金融经济），数字化的信任是建立在P2P对等、信息对称条件下的。金融经济的信用掌握在华尔街印钞机上面，是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等的。数字化的信任，不是集中的，而是分散的，不是信息不对称的，而是信息透明化的，因此它本质上只能由人心决定，而不是能由金融当局决定。这也是互联网金融背后的信用为什么与央行的货币量、货币价格无关（不直接相关）的道理。

从佩雷菲特定义的广义信任来说，数字化转型实质是物质驱动（干的力量驱动）向人本驱动（湿的力量驱动）的转型。没有消费者力量的驱动（C2B驱动）就谈不上透明与信任；没有创新驱动也谈不上信任；没有劳动者创造力的发挥，更谈不上信任。

正如整体经济的货币化并没有使金融企业独霸市场一样，整体经济的信任化也不会使互联网企业独霸市场。事实上，在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中，所有企业都将是互联网企业。这时候发生的最大变化，不是外在的技术变化，而是内在的商业变化，是所有企业、各行各业都要基于人心来运行，而不再仅仅是所谓的投资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是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经济数字化意味着经济效能化

《转型》指出：“由于互联网加快了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加强了竞争，最具效率的企业得以更快地胜出。同时，互联网让信息更为透明，有助于优化投资决策，让资本配置更为有效。它还可以推动劳动力技能提升、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降低价格、让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捷，以及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创造消费者剩余。上述转变会带来某些冲击，但最终将有助于中国实现更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这个观点。

如何理解“互联网加快了有效市场机制的形成”？市场机制是一种隐喻，隐喻的是以价格为核心配置资源。与之相对的是配置资源的政府机制。但网络本身是一种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机制。说网络形成“市场机制”，不免有语义矛盾。

首先，与市场机制一样，网络扁平化地配置资源，在这点上有别于政府机制；但它可以结构化地优化公共产品资源配置（例如免费模式），又有别于市场机制。其次，市场机制主要以定量的价格为手段配置资源；但网络机制主要以定性的信息为手段（包括语言、非结构化数据）配置资源，可以直接精准配置价格所无法配置的资源（如品质、体验）。

表现在竞争上，它更适合差异化竞争中具有沉淀成本的可竞争（Contestable）状态，而非同质化的完全竞争状态，表现为平台类似“自然垄断”，而应用（APP）完全竞争；提高的是效能（相对于差异化的效率，即低成本个性化），而不仅是一般效率（低成本同质化），表现为效率与多样性并重；提高劳动的多样性产出（如创新，因此具有更高附加值），而可能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相反，在未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情况下，还存在鲍莫尔所说的“成本病”），表现为不仅直接创造更多就业，而且可能提供创造性劳动的工作机会（如创客）并且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APP得到三七分成中的70%，而无需转移支付）。

互联网作为产业互联网化的过程，不能理解为是互联网产业在抢各行各业的饭碗。互联网企业介入各行各业所起的客观作用，是在发挥生产方式上的鲶鱼效应，将新旧生产方式的比较以效果形式向整体经济显示出来，从而推动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演变。比如100元的图书在网上卖50元还有钱可挣，说明层层加价膨胀中间环节利益的迂回生产方式，在效果上不如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快速拉近距离的直接生产方式。

如果传统图书行业主动转型，并没有什么技术和法律上的障碍，妨碍他们做与网上图书销售竞争者同样的事。如果传统业者把握了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竞争实质在于从效率向效能转变，他们甚至可以超越那些不开窍的互联网业者。

例如，传统实体星巴克咖啡为了试验咖啡不赚钱后的转型途径，曾试验经营图书。当互联网业者还沉迷于版权模式时，星巴克咖啡大胆尝试“版权免费，服务增值”模式。由服务员充当图书“编辑”，针对目标客户定制若干主题词，在煮咖啡的五分钟内，将经典作品迅速排列组合成独一无二的“书”，随咖啡送到顾客面前，从而提高了服务附加值。试验结果，三个月“卖”出6万本“书”。星巴克咖啡由此知道自己不会倒闭了。在这里，星巴克咖啡采取的是“产品免费，服务收费”的模式，其实就是云计算中的SaaS模式。其要点不在于效率（印出多少册同样的书），而在效能（低成本地印出只卖一本的书）。互联网企业只知云计算的技术，但没有把它内化为云服务的商业模式，但传统企业反而率先活学活用了。说明一个道理：没有传统产业，只有时代的产业。一二三产业都可以用数字化的生产方式经营，都可以跟上时代。例如，农业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就在工业化时代；以服务化方式经营，就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在帮助中国的各行各业跟上信息时代，而不是互联网一个行业的事。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真正转到位，还不是《转型》现在刻划的这个状态，而是个性化的“情境定价”实现后的状态。那时候，关于市场机制，人们在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要补上一句，“发挥网络在配置资源中的主导性作用”。无疑，互联网将加快有效能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