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4月1日，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业内的共识是，经过本轮修订，中国的有机产品监管制度堪称最为严格。为规范市场，那些实力较弱的小农场将被挡在有机食品门外。
而有机农业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真正的有机农业公司规模都不会太大，有机农业并非资本通吃。
“大规模的地块不适合进行有机生产。”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说，有机农业的生产单元需要适度的规模，从管理成本、经营效益和尽量符合有机规范角度看，种植蔬菜500亩就是一个坎儿，大田作物是5000亩，茶园则不应超过1000亩。
原因在于，当有机种植的面积过大时，发生病虫害的风险也会放大，一旦病虫害蔓延起来，根本无法按有机种植的操作方法来对付和控制虫害；而且，也难以做到完全按照有机种植规范来管理。
欧洲的有机农场都不大。美国虽有一些大型有机农场，但采取的是粗放化种植管理，不讲究精耕细作，一个地块种植一年，休耕三年，给土壤足够的修复期。这种模式在耕地紧张的中国根本无法实行。
最严监管
从外观看，无法分辨一棵白菜是否为有机蔬菜，也没有任何科学仪器能加以区分。这就需要由独立于交易双方之外的机构对有机产品进行认定。目前，全球绝大多数的有机认证都是第三方认证。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有机产品基本都外销。初期是欧盟、美国的认证机构派检查员来中国进行检查，并颁发国外有机证书。1994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牵头建立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并批准一些机构开展有机产品认证活动。2004年，有机产品认证管理职责移交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当年，全国经批准可开展有机产品认证的机构共有36家，代行认证权力。认证机构主要来自部委下属机构、挂靠大学或科研单位名下的公司和民营企业。
随着有机理念升温，在2008年－2010年期间，国内有机食品市场高速增长，产业亦乱象丛生。
2009年在北京开始经营有机农庄的孙德玮称，当时获得有机认证的企业中，大多数都不符合有机技术体系的要求。相当多的认证机构在审批上过于宽松，甚至只要花几万元，就可以买到有机认证，“这个行业从根儿上在溃烂。”孙德玮说。
蔬菜、水果成了重灾区，用普通食品冒充有机食品销售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农企在获得有机认证后，将普通蔬菜进行加工包装，贴上有机产品标志售卖，其成本远低于从源头开始种植的有机蔬菜。
国内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度大为下降。形势所逼，监管机构自2011年起，陆续修订了《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等一系列新规。一批造假的有机企业被淘汰出局，有机产品认证机构也减少到目前的23家。
杜相革称，2012年部分新规实施后，“有机认证证书数量一度从1万多张掉到7500多张”。
“一品一码”，是新规的一项重要改进：有机食品在销售时不但需要有机标志，还要有与其唯一对应的有机编码，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而且有机标志要按量核发。
比如，认证8000斤有机黄瓜，最小商品包装是1斤装的，就发8000个有机标志。“这让企业手里没有多余的标志，可以堵住鱼目混珠的漏洞。”有机食品推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孙永江称。
行业的逐渐规范，吸引了新的企业和投资进入，有机认证证书的数量再次上涨，目前恢复到整顿前。
原计划在2012年配套推出新版《管理办法》，但拖延至2014年4月1日才正式实施。杜相革分析主要原因是其中关于停止使用有机转换标识的条款，在业界引起很大争议。
所谓转换条款，即从开始有机管理到获得有机认证之前，企业所生产的食品称为有机转换食品，可以在商品包装上贴有机转换标识。
国外没有有机转换标识，因为这容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本来想买有机食品却选了处于转换期的食品。然而，彻底取消有机转换标识，会打击国内产业发展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管理办法》讨论不休，最终，处于转化期的产品只能按普通产品销售。
这轮有机产品认证制度的升级，也抬高了有机认证费。以前是基于一个生产基地整体进行认证，按面积收取认证费。
现在的程序不再是追溯到一块地上，而是要追溯到每一个品种。比如，一块地种植西红柿，要认证一次，下次再种植其他作物，还要再认证一次。这样下来，多利农庄创始人、总裁张同贵测算，多利农庄每年的有机认证成本大约占销售成本的2％。
接受采访的业内专家普遍的看法是，国内的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已经成为全球最严格的，一些地方甚至过于苛刻。一位出口型有机农业公司的经理说:“国内制定标准的人缺乏从事有机生产的经验，新标准过于严格，不切实际，不接地气。”
比如，在允许使用的投入品方面，中国比欧洲、美国、日本都要少。以前的有机产品标准规定，有机产品中的农药残留不得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规定限值的5％；现在的规定是干脆不得检出。
一位接近联想控股的人士称，联想控股对农业定位是保证安全、放心的农业产品战略。现有情况下，真正做到有机标准，难度很大，所以联想并未突出有机的概念。
即使在如此严苛的标准下，中国的有机认证仍未达成国际互认。
目前，只有欧盟和美国之间签署了有机农产品[-0.32% 资金 研报]互认协议，欧盟或美国认证的大部分有机产品在对方市场上销售时，可以不再经过当地认证机构的进一步检查和认证，但是，这不包括根据欧盟标准或者美国标准认证的其他地区的农产品。
由于国家之间没有等效性协议，因此，生产者和出口者的有机产品还必须付出高昂的重复认证费，以获得他国认证。
小农庄的突围
小农庄的烦恼是，被关在有机认证门外，又缺乏渠道和品牌。
孙德玮经营的小农庄，位于北京顺义区的龙湾屯镇大北坞村，50亩地按有机体系耕作，每年出产约20种蔬菜。如果进行有机认证，新规实施前的费用是四五万元，现在每年的费用飙升至近15万元。这使很多小农庄干脆不去申请认证。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也认可“非认证有机农业”的存在，要求农户能够尽量按照有机标准生产，并公开生产方式，和消费者公平及时地交流。但所有产品都应遵守法律，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标注。
这样的运作模式，在国内其实一直有雏形：很多菜农都有两块地，一块地里的蔬菜卖给市场，另一块地自家吃间或送亲戚朋友。前一块地为了产量和卖相，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而另一块地的种植未必能达到国家的有机标准，但产出相对有保证。
从“另一块地”的种植模式出发，小农庄想出了一条出路——让农民按照自己吃的“标准”种植、养殖，再向消费者提供这些农产品，并获得合理的回报。
由此，两条途径应运而生：一是把菜拉到城市里，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下称农夫市集）就是这样的平台；二是把城市里的人拉到乡村来，让消费者就地了解、体验有机种植的不易。
这两种方式，都是种植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
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市西郊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开展“社区支持农业”实验的农庄。所谓“社区支持农业”，是由一群消费者共同支持农庄运作的生产模式。这种有机小农发展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于日本，随后开枝散叶于欧美。
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消费者要提前支付一年或半年的菜金，然后每周获得两次蔬菜配送；消费者也可以选择租种菜地。小毛驴市民农园总经理助理钟芳告诉《财经》记者，农园雇佣当地村民，采用传统的自然农法进行生产，并且承诺不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化学产品。
消费者分担了农业生产者的风险，获得了自觉安心的果蔬。目前，以租种方式一共包出去400多块地，每块约半分田，而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产出并没有申请有机产品认证，主要是靠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来增进信任感。
常天乐走的是另一条路，她和朋友们以志愿者身份创立了农夫市集，把北京周边的一些农户汇聚到市集的平台上，介绍给城市里的消费者，让双方面对面交易。虽然名为“有机”农夫市集，但来赶集的农户几乎都没有得到有机认证。
常天乐说，农夫市集会谨慎地挑选可以参与的商户，甚至到了“挺官僚的”地步，“有时经过半年的接触、了解，我们才会考虑去他的农场考察，还要看农户的人品怎样”。
农户进入市集后，也要遵守相应的制度。每年年初，市集会让农户提交一年的生产计划；每周开集前，农户还要申报所销售的产品情况，开集时，会有志愿者拿着单子到摊位核对。
农夫市集目前的收入来源有三个：一是，从2013年5月起，参与农夫市集的农户们开始按照经营规模付费，不会超过其在市集销售额的5％；二是，设立了一个固定的售卖点，代售农户的农产品；三是，市集有多个提供场地的合作者，市集利用其既有的影响力，给场地提供方带来客流，从而收取一定的费用。
农夫市集参与的农户有40余家，常天乐也辞掉工作，专心运营市集。她想把市集做成一个社会企业，不同于纯公益组织，市集要能够自我造血，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这些有机食品从业者的奋斗与相对成熟的美国市场相差甚远，2013年美国有机食品零售销售额已达350亿美元，其83％的有机产品是经由大型销售渠道，直接销售只占10.6％。
而且，尽管坚持有机生产理念，这些农庄的不规范之处还是不少。比如，在农夫市集的推介材料中，一位有机农户介绍自己浇灌蔬菜用的是“自家人的大粪”。
按照《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规定，有机食品生产不应在叶菜类、块茎类以及根块类植物上施用人的粪尿；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时，应进行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并不得与植物食用部分接触。
孙德玮对小农庄的无证经营模式也表示质疑，没有获得有机认证标识，却打着“有机”招牌，“这是对民间信任的滥用”。有机农场走向灰色地带，无疑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面临更大的考验。
现在，与常规农业一样，有机农产品也纠结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危机。只有解决了信任问题，中国的有机产业才能逐渐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