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两组数据引人深思：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介绍，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已达109万人，仅去年一年有27.29万人回国，同比增长46.57%。中国正迎来最大规模的“海归潮”。
而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在欧美同学会建会100周年建言献策座谈会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达到264万人，但回国者只有109万人。这意味着有60%的人出去后没有回来。
近日，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部分海归人才再度“归海”的情况也值得警惕。
海归人才大规模回国固然值得欣喜，但高端人才“归而复去”更令人忧心。在专家们看来，如何从用人机制、文化建设等方面加以改进，是让海归人才归国扎根必须解决的问题。
原因一：被边缘化
在众多“去而复归”的人才当中，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的经历颇具参考意义。“我的回国经历是三进三出。”李山笑言。1998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高盛投资银行。受到感召的李山毅然从美国高盛投资银行辞职，回国参与筹备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由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所致，干了一两年，我们没有做成，也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拿工资就走了。”
第一次回国工作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未影响李山的热情。2001年左右，他再度回国，在中银国际做总裁。“我在担任中银国际CEO的5年间，将国外模式搬到了中国，使中银国际成为中国的小高盛。”
然而，李山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原因与留学生政策有关。
“当时中国银行要(在香港)上市。我作为中国银行投行的一把手，却因不在体制内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虑范围外。”为此，李山二度“归海”。
李山的第三次归国，则出于“千人计划”的召唤。他选择回国担任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顾问，享受高管待遇。
“我们这个时代，留学生总体上来讲还是被边缘化。目前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李山说。
原因二：没地方去对于海归人才“归海”的判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有着和李山相近的观点。
郑永年认为，尽管中国有“千人计划”等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但还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从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来看，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为什么有些海外华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
在郑永年看来，关键还是缺乏人才载体。他以新加坡为例解释说，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学，其中三所的校长是外国人。许多大学中研究所的所长以及医院和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有很多也是外国人，这些职位都是人才载体。“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宏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建议。他认为，应当注重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海外华人可作为全国政协的正式代表，后来这一制度没有延续下来。希望政府可以吸纳海外人才，特别是居住在海外但能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成为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为国家建言献策。”
原因三：怕官本位靠什么让“归海者”去而复归?对此，专家们认为，加快人才制度改革，创造宽容的人才环境，方是解决之道。
“在创业领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而是需要宽容的人才环境。真正能吸引人才的有两样东西：宽容的环境和方便的商业模式。”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建议，中国亟须在这两方面加以改变。
郑永年则表示，中国下一步人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当是体制改革，“去行政化”。他认为，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都应去掉行政级别。如果大家还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级别的话，中国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资源市场不会有公平竞争，也就不会实现人才的真正回流。
他进一步分析称，海外人才回国后，国家会给予一个行政级别，因为很多资源分配是跟行政级别挂钩的，没有行政级别就拿不到资源。“中国的科研基金、项目基金的评审都是这样，并不是单靠你的学术研究水平。另一方面，一旦拿到行政级别，它同样会害了你，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作学术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
阎焱也表示，海归人才在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行政级别。海外人才一旦落脚，就会面临待遇和级别问题。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些海归人才回来后会被等级制度和官本位同化。“我国当前的环境具有行政色彩，而这种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不到一流的创造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