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即《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论文发表60周年，这项发现与相对论、量子论、地球板块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一同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其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的科研经历充满了传奇：他们并非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领域的资深专家，而他们开始从事DNA分子结构研究也仅一年半的时间。然而，时隔9年，他们因这项发现便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他们也被生命科学界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
值得国内科技界借鉴的是沃森和克里克对认定目标的锲而不舍精神，以及他们所在研究单位对创新思维的充分尊重。
路甬祥说，那年沃森23岁，是肯德鲁教授的博士后;克里克35岁，是佩鲁茨的博士研究生。但两人都不相信蛋白质是遗传载体，而相信DNA是遗传物质，认为解读DNA的分子结构是关键，并有强烈的兴趣。可喜的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和他们的导师尊重并支持了他们的选择，为他们开展研究、获得成功提供了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沃森和克里克不怕经费短缺，不怕资历浅薄，满怀自信和激情，锲而不舍、紧密合作、勇于探索、不怕失败、求真唯实。
然而，路甬祥说，当下有些单位存在讲究论资排辈、迷信“权威”的陋习，有些导师习惯于指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乃至研究选题，不尊重、不支持青年人的兴趣，不重视青年人的创新思维和自主选题;相应地，国内也有一部分青年人缺乏自信，乐享其成，盲目服从导师安排，不敢于、不勤于、不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碰到困难和挫折便畏缩不前、绕道而行、见异思迁。
“这就是反差!”路甬祥说。他还因此呼吁，“我们应下决心转变教育观念，并切实采取改革举措，从注重知识灌输转变为更加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培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创新仪器和方法的能力、实验观察和分析综合的能力、开展交流合作的能力。”
此外，沃森和克里克带给后辈的另一点重要启示在于，“学科交叉融合，交流合作是孕育前沿突破的沃土和环境。”路甬祥说，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量子力学的发展迅速，生命物质的分子结构和遗传的分子机制研究也进入了关键时期,一大批化学家、物理学家参与生命科学研究，不仅带来了新的科学思想，对生命科学实验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和推动——分子生物学正是物理、化学、仪器学、计算科学与生物学交叉融合的产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我国的大学还是科研院所内，学科间分隔、人才和知识结构单一、信息不能共享、交流合作困难等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制约了创新潜力的发挥。路甬祥为此呼吁：“我们应从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依据和方法上切实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