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将先后举行几次小型贸易部长会议以及第10次部长级会议，多国希望久拖不决的WTO谈判能在2015年有所突破。

日前，在由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主办的“世界贸易组织工作产业通气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暨外经贸咨询顾问委员会2015年第二次例会”上，记者了解到，今年WTO确定议程，在7月底要制定后巴厘谈判工作计划，成员除了将农业、非农和服务三项核心议题谈妥之外，还要保证在发展等其他议题上作出承诺。

各方还期待，今年12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12次部长级会议上，成员能够达到2/3这个核准数字，从而使《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目前已有4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国内核准程序，我国相关文件也已上交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核。

与会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均认为，多边贸易谈判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一个重要平台，对处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中国要主动提出建设性意见，中国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到谈判过程中，反映自己的真实诉求，亮出自身的立场，从而在多边谈判中争取主动，维护自身的利益。

多边谈判对中国意义重大

据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介绍，今年WTO确定了一个议程，就是在7月底要制定后巴厘谈判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要确定多哈回合谈判的要素。与此同时还有一项议程，就是要让粮食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此外就是希望《贸易便利化协定》能生效。

有分析指出，WTO和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前景如何，取决于后巴厘谈判的进程。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最大的市场，对其关注一直有增无减。“多哈回合谈判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既是中国的战略发展需要，也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的需要。”王受文指出。

　　王受文表示，如果与澳大利亚和韩国的自贸协议生效，中国和全世界4.3万亿美元的贸易额里将会有38%和自贸协定相关，但还有60%多的贸易量不是来自中国的自贸伙伴。如果WTO谈判进展顺利，印度也是成员、巴西也是成员、俄罗斯也是成员，这些国家都要降关税，这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意味着开放了他们的市场。

　　王受文还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一些区域贸易协定如果生效，对中国影响也很大。“就拿鞋来说，耐克、阿迪达斯关闭在中国的鞋厂，转移到越南去了。如果TPP生效，他们之间的鞋贸易就是零关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很多国家的鞋都出口到美国去了，国产鞋在美国有17%~50%的税，无法和这些国家竞争。所以我们要在WTO谈判中解决这些事情。”

此外，他还表示，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我国服务业占比会大大提高，所以我国在WTO里就要有服务业谈判，我国要开发国外市场，另外也需要别国来开发我国市场。

在规则谈判方面，王受文也指出，我国从发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至今，一共90多起，而仅去年一年，别国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数量就超过了这个数字。

《贸易便利化协定》进展顺利

作为多哈回合谈判2011年启动以来达成的第一个有约束性的多边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以下简称《协定》）的生效对我国和世界贸易的影响深远。但根据相关的规定，2/3成员完成国内核准程序后才能生效。因此，各方期待今年12月份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第12次部长级会议，成员能达到2/3这个核准数字。“现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和毛里求斯已经完成了国内核准的程序，我国现在各部委已经会签完毕，国务院法制办正在进行审核。”商务部世贸司谈判副专员李毅红在会上透露。

根据经合组织研究报告估算，贸易便利化有望降低10%~15%的贸易成本，每年为全球创造1万亿美元的收益和2100万个就业岗位，帮助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10%、发达国家出口增长5%。其对我国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李毅红表示，我国作为第一货物贸易国，进出口本身量大，各国如果能够便利贸易降低我国的进出口成本，加快我国贸易流动，自然可享受到比较好的利益。另外，其对于我国本身的体制改革，包括口岸的综合治理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此外，李毅红还表示，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中国越来越重要，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市场中，部分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通过《协定》，一方面可以敦促他们尽快提高相关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发达成员包括中国这样有能力的发展中成员，将给予有困难的发展中成员以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提高海关的水平。

中企应多关注非关税壁垒

目前欧美的企业已开始关注多边谈判，他们经常在谈判过程中进行多方游说，以解决他们的关切。因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建议，中国企业应对此多加关注，同时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对于企业应该如何做，不少业内人士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薛荣久指出，中国企业在关注关税下降的同时，还要多考虑非关税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在关税下降成为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背景下，非关税的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包括价格品种、售后服务等。“在大家都在控制通量的情况下，关税降低可能有利，但是现在国际贸易品种多样化、需求多样化、市场多样化，因此可能非关税因素更重要一些。中国企业要考虑到将来如何通过非关税培养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中国企业要做好准备，不要寄希望于中国继续实行高关税政策。”薛荣久说。

驻日本使馆经商参处原公使吕克俭也提醒，在规则制定和贸易便利化方面，除了关税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些“玻璃门”现象。“像日本等国家也有这种现象，有的外国企业虽然进去了，但由于不了解当地的规则和习惯，很难维持或只好被迫撤离。”吕克俭说。

吕克俭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在世界贸易规则方面要有自己的考虑。要学会借用外脑，借用外面的力量，包括驻外使领馆的经商处和经商室。“比如华为，在日本市场做得也很好，在横滨搞了一个研究中心，用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资源。”吕克俭说。

另外，薛荣久还建议，在关税谈判里，在衡量了中国需要保护的产业以后，还应该在关税上设置有效保护税率，这也是中国企业一直关注的问题。“从海关方面来讲，总的税目谈完了，还应考虑给产品前连锁、后连锁，给价值链本身设置不同的关税，这样它的有效保护程度可能远远高于它的名义保护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