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食品标准的制定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那么其制定标准的依据自然就是：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这个又来自于无毒副反应水平NOAEL）。考虑到某些制造商最终产品指标的检测有难度，我们会结合工艺特点，预计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反应，给出生产过程的许可添加值。特别需要说明的，这个许可添加值绝不是可耐受最高摄入，只是参考UL制定并充分考虑到食用量的波动性。
这里的安全值是人体可以摄取的毫克/天 /每公斤体重，如何折算进食品中的含量要求呢？这就是食品标准所约束的量，而这个量是需要考虑饮食习惯的。
首先，不同属地对不同食品的摄取量不同。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大米和面粉的标准差异。中国人大米摄取量多，危害物的含量要低，否则总摄取量就可能超标，造成危害，反之亦然。（这里的摄取量需考虑其他习惯性食品的叠加）
此外，文化差异的情况也存在。欧美国家不吃动物内脏特别是肝脏，所以他们瘦肉精标准就比中国要宽松很多。
除了上述主要原因外，人种不同也有一定差异。比如对花生等过敏原产生反应的白种人就比较多，而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对牛奶里乳糖过敏的就特别多，因此对过敏原的标注各国要求就不一致。此外，还有国民平均体重等因素。在检测项目方面，不同产地的原料带入不同，标准亦有很大差异。比如农残检测方面，不同国家实际使用的农药品种不同，也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制定检测项目。
基于上面的说明，这里我再给大家解读一下原文所说： “茶叶残留农药本土未超标出口却超标事件”。原文把这个事件归结于“贸易问题”，也就是想暗示这是人为设置障碍性的技术（贸易）壁垒，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确实有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来形成壁垒，但这种障碍很多是保护本国相关产业。“欧盟本土不生产茶叶”设置更严格的，一视同仁的标准，如果是出于保护本区域消费者不应视为技术壁垒。这里的标准差异主要还是因为食用方法的不同。欧盟的很多国家喝茶是一次性抽提，如果有农残相对摄取浓度较高，而中国人喝茶不少人是多次抽提。因此在标准上出现差异完全是正常情况。
综上所述，食品标准制定应该考虑属地化。由于部分消费者对此不了解，一味要求国际接轨，完全地接轨不仅无益还要为此买单。最典型的“国际接轨”应该是《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一方面，营养标签里的每一个数据都是有成本的，同时，在标签上每多一个信息就会弱化其他信息。而利用营养标签指导食用的人群在中国占比不足1%，也就意味着99%的人为1%的人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