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打开后是什么。然而，对于21岁的黄莉莎来说，她已经永远失去了打开盒子的机会。
在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黄莉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话：“很感谢同学们的关心。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告诉大家，新桃源寝室有毒，甲醛、苯等有毒气体致病都是隐性的、慢性化的。请同学们密切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因为很多学生已经发病了。”
“去世半小时前，她呼吸已经有问题了，但她依然说死也要死的明白。”黄莉莎父亲这样表示。
装修不久即入住
12月10日，刚下过一场小雨，浙江金华的天空显得特别阴沉。新桃源公寓24幢，位于浙江师范大学校园西北角，远离教学楼和图书馆。沿着低矮的山坡走上去，《中国科学报》记者来到这幢黄莉莎曾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
寝室楼有6层，随处可见阳台上晾晒的衣服。间或有几名女生从楼内走出，有说有笑，一如往常。在一层大厅的宣传栏上写着：尽心尽责，创造良好环境，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
记者试图前往黄莉莎曾经居住的221宿舍查看，但未能如愿。从窗外可以看到，每间宿舍格局基本一致，四人间，上床下桌，空间较为宽裕。
与黄莉莎不同，龚旦宁等人所住的宿舍均位于新桃源18幢。18幢寝室在24幢的南面，有着一样的外观和装修风格，应属于同一批建设的寝室。
新桃源18幢竣工于2011年9月25日，比24幢早上几个月。据龚旦宁母亲谢女士介绍，当年10月8日，女儿与其他女生即被要求搬进新寝室。
“肯定是新宿舍的问题。”谢女士坚持认为，入住新楼前女儿并无异常，但入住不久，就出现脸色发黄等情况。而同宿舍的其他女生，也出现体重下降的状况。她认为，是新宿舍内存在的甲醛等超标物质，导致女儿患病。
陈小娅至今还记得搬寝室的那天。当时学校有课，但校方要求学生当天必须搬进新公寓，他们不得不逃课搬家。“宿舍味道很大，当时每个寝室长从学校领了一盆吊兰。班主任也告诉我们，要经常通风。”
目前，部分患者及家属均认为生病与宿舍装修有关。而据记者调查发现，发生身体异常的学生所住宿舍主要集中在24幢和18幢内。
记者联系到龚旦宁等人的几个同学。她们大都表示，刚搬进去后寝室“有刺鼻味道”。
2004年，美国职业安全和健康研究所调查了11039名曾在甲醛超标环境中工作3个月以上的工人，发现有15名死于白血病。
周猛认为，如果一个宿舍4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应当不是巧合，可能与宿舍装修存在一定的关系。
对此，记者也曾致电北京安定门中医院红斑狼疮科。该门诊一名医生告诉记者，室内污染、遗传等因素等都可能诱发抗核抗体呈阳性反应，这几个寝室的女生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可能要寻找其他共性因素，比如居住环境等。
该医生还说，如果患者出现肌肉酸痛或关节炎等问题，则要重视，因为可能是免疫系统作出的反应，病情有可能进一步加重。
而据记者调查，很多患病学生已经出现类似病痛。
检测报告不能完全释疑
如今，距离寝室装修竣工已过去两年时间，学生所患疾病究竟和寝室是否有关？答案已变得扑朔迷离。
对于发病与宿舍之间的质疑，陈小文的姐姐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证据。在妹妹毕业时，陈红前往宿舍收拾东西，当时她将宿舍内电脑桌的一块木头卸掉带走。此后，她在昆山安泰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甲醛指标检测。
记者拿到的这份2014年5月23日出具的编号为ATC140267的检测报告显示：木板，检测项目为甲醛释放量，检测方法为干燥器法，检测结果显示为2.13毫克/升。这意味着这块木板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可直接用于室内的人造板甲醛释放量的限值（1.5毫克/升）。
陈小文的家属据此认为，其所居住宿舍存在室内甲醛超标现象，而这有可能与陈小文的病情有关系，学校应为其负相应责任。
面对此质疑，浙江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朱坚表示，该校新建学生公寓在交付前均按照要求进行了竣工验收，其中包括室内环境治理检验，检验结果为合格。
据校方介绍，2011年9月14日，桃源17幢、18幢各抽检8个寝室，分布在1～6层，主要检测项目为室内空气污染（氡、游离甲醛、苯、氨、TVOC），试验依据为GB50325-2010。检验报告结论为“室内甲醛、氨、苯、TVOC、氡含量符合GB50325-2010 Ⅰ类工程标准要求”。
而后，浙江师范大学从事后勤工作的相关负责人陆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寝室的抽检报告。学校提供给记者的确实是2011年检测报告，但检测对象是5号楼、6号楼的部分寝室。而有关新建桃源公寓的检测，根据校方提供的资料显示，检测报告是在2013年6月以后出具的，当时学校先后做了三次室内检测，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那么，究竟2011年新桃源公寓竣工时有没有进行相关检测？记者试图联系学校提供的相关检测部门——金华市建筑材料试验所有限公司、金华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和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等，但上述检测机构均拒绝就具体检测情况接受采访。
另外，关于是否是寝室的新家具导致学生中毒，陆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当时新建的6栋宿舍楼中，只有一部分寝室使用的是从旧宿舍楼搬来的旧家具，总数约六七百套，剩下的两千四五百套都是校方从两家公司采购而来。“采购（招标）工作是浙江省教育厅相关单位来做的，我们向教育厅提出申请，他们帮我们采购。”
据介绍，6栋新宿舍楼内，新旧家具的比例约为5︰1，旧家具基本在23、24栋的一到三楼。
未进行的“大体检”
12月11日上午，在办公楼内，龚旦宁等4人所在的经管学院的一名苏姓老师，陈小文及陈小娅所在的行知学院一名男老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均表示，事发后，学校一直与患者及其家属保持沟通。
苏老师介绍说，从去年6月开始，学校主动提出带患者龚旦宁去外地大医院治疗。今年11月底，该老师还陪着龚旦宁去齐齐哈尔治病，并在当地待了一个星期，“但很可惜我没有见到医生。谢女士没有让我见医生，也没有透露医生的信息”。
对此，龚旦宁的母亲谢女士有着不同的看法。谢女士说，学校曾组织女儿寝室的3个女生去检查身体，但检查指标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前面他们在宁波医院所做的检查存在明显不同。后来，这3个学生又去其他医院检查，报告却与在宁波医院的检查相同。故此，谢女士怀疑学校组织的检查可能存在造假行为。
以记者获得的李旭的检查报告为例，抗核抗体呈现1︰100弱阳性，在学校组织的检查中则变成1︰32。但事后去其他医院检查时，又恢复了原来的数值。
此外，校方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龚旦宁宿舍的其他同学一直都在学校正常学习，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情况。但据记者了解，龚旦宁寝室的3个女生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疾病。
那么，在这两幢寝室居住的学生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出现不适或引发相关疾病？目前，浙江师范大学并未主动让居住在6栋新宿舍楼的学生前往医院检查身体。而这也是龚旦宁母亲谢女士一直质疑的地方。
“应该让学生们都去检查身体，让更多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否有问题。”谢女士说。
对此，朱坚表示，这几栋楼先后几次检测都合格，这是“目前学校不组织这些学生进行体检的主要原因”。
朱坚还表示，2014年3月，浙江省卫生厅、教育厅在学校联合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并没有发现异常波动。“我们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判断。另外，如果再组织学生进行体检的话，会不会引起新的恐慌，这个也要慎重考虑。”
李倩是龚旦宁的同班同学，也住在新桃源18幢。她告诉记者，知道有人得病后，班里很多女生都去检查了身体，但没有听说还有其他人的身体出现大的问题。
记者通过多方调查也发现，目前新桃源其他宿舍暂无学生得病的消息。
得病女生的病情是否与寝室有必然联系？显然，患病学生及家属与浙江师范大学之间，仍然将经历一场长久的拉锯战。
朱坚表示，对于学生的患病情况，校方的态度很清晰。他认为，学校今后会继续与家长进行沟通，“但我们希望家长能理性地表达诉求，尊重事实”。
北京市国凯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张华东认为，一旦该事件进入司法程序，关键需要查明病症，找出病因，先找到生病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联，再找到污染源与宿舍楼的关联，然后才能判定相关责任方的责任。
记者手记
毒寝室事件应避免陷入“时间”僵局
几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女生，因为一些不明原因，或病痛缠身，或已离开人世。令人遗憾的是，悲剧发生至今，真相依然有待澄清。
站在法律的角度，在几间寝室内生活的学生陆续患病，且病症相似，这不由得让人怀疑这些疾病与她们共同生活的环境或遭遇的事件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这种判断仍需要经过严格、科学的检测、论证，甚至需要权威的司法鉴定才能做出。而作为受害人的患病学生及其家属，则有必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获知事情真相，提出理性诉求，进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真相到底如何？患者家属和校方之间的交涉似乎陷入僵局，但患者及其家属无疑是最不愿看到“让时间证明一切”的僵局的一方。因为一旦陷入这种僵局，也就意味着学生的健康、学业乃至青春，都将在无尽的伤痛和等待的煎熬中度过。因此，当地有关政府部门有必要承担起调查、调解、仲裁的角色，比如请双方都能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调查，又或者协调双方进入司法程序，让责任方承担应有的责任，让受害人获得应有的赔偿，最终让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