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党政部门对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也是坚决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写进了文件讲话、贴在了大街小巷，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
然而，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大气污染靠风刮、江河污染靠冲刷”的落后状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家的感受也越来越差。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上上下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为什么没有换来天蓝、地绿、水净，而是陷入越治越差的怪圈？
客观上讲，环境污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经验表明，当工业化处于中期时，由于人口迅速膨胀、城市化进度加快、资源消耗大量增加，不可避免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如，自19世纪末期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欧洲莱茵河就遭受到严重污染，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时向河里倾泻，莱茵河一度被称为“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河流中生物物种明显减少，鱼和其他水生动物大量死亡。
要看到，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发展质量水平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承接比较多的是一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更要看到，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虽然我们也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发展阶段固然不可超越，但发展是不是就必须搞得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透析这些年发生的许多环保事件，污染并非都是必然发生的，其中也有不少主观因素。
一是衡量政绩过于看重“GDP”，致使地方政府不惜“血本”上项目。政绩考核指标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指向哪里，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便会偏向哪里。目前考核政绩比较看重“GDP”，有的简单地以“GDP”论英雄。为了“政绩”，一些地方不顾自己的能源和产业基础，盲目拉投资、建工厂，忽略了环境承载能力。另外，在很多地区，一些污染企业还是纳税大户，甚至是当地的财政支柱，对这些企业“下死手”，无疑会断了自己的“财路”。对一些地方政府而言，宁愿舍弃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也要保住“乌纱帽”、留住“财神爷”。说到底，就是没有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二是环保部门不敢管、管不了，监管职能难以发挥。由于基层环保部门隶属地方政府，环保局长不得不听命于地方党政一把手。一些地方领导也常常以“挪位置”、“摘帽子”等手段干扰环境执法，致使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不让项目‘上马’，我就得‘下马’”，环保局长也有苦衷。即使一些环保局长敢于挺身而出、严格执法，但由于技术落后、手段缺乏等原因，这样的“小马”也难以“拉大车”。
三是污染企业违法成本低，手段隐蔽。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污染处罚标准偏低，导致许多企业宁愿罚款也不购买使用治污设备，即使买了也当成摆设。遇到执法检查时就“开机欢迎”，过后就“关机休息”。发生污染事件后，也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就必然会助长不法者“有钱就能摆平一切”的心理。更有一些企业丧失道德底线，有的从别的管道偷排污水，有的在检测设备上做手脚，有的甚至将污水直接灌入地下。
到底是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碧水蓝天？二者能不能兼得，是对各级党委政府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走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新路子。当前的关键，就是要抓住环境保护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尽快推出符合实际、管用有效的举措，让人们看到环境治理实实在在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