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厨垃圾引发利益驱动下的抢夺战。

　　餐厨垃圾：是指宾馆、饭店、餐馆和机关、部队、院校、企业事业单位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食物残渣、残液和废弃油脂等废弃物。

　　厨余垃圾：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有机垃圾的一种，分为熟厨余垃圾，包括剩菜、剩饭、菜叶;生厨余垃圾，包括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泛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熟食)或残留物。广义的厨余垃圾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

　　餐厨垃圾资源化动力何在?

　　一来能减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压力;二来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地沟油、泔水猪等食品安全隐患;三来通过资源化处置，实现循环利用。

　　绝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家里厨房的烂菜叶子一直被不少人紧盯着。有的人想方设法要把它们变成饲料或者有机肥，有的人一直在努力让它们变成沼气回到炉子里，也有的人认为应该将它们和其他废物一起投入大火炉里烧成灰烬，或者和渣土一同尘归泥土。

　　这些厨余垃圾是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各个城市现在正在努力将其变成资源。

　　实际上，将厨余/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是中国大多数城市20多年来努力的方向和趋势，这种趋势近10年来尤其明确而迫切。其压力一方面来自城市生活垃圾危机的突袭，一方面来自对厨余垃圾尤其是餐厨垃圾不规范处置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比如地沟油、泔水猪等。

　　将厨余/餐厨垃圾资源化处理，一来能够减轻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压力(厨余垃圾占家庭生活垃圾产生量的一半以上，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则占城市生活垃圾总产生量的10%左右);二来可以从根源上消除地沟油、泔水猪等食品安全隐患;三来通过不同的资源化处理技术路线，可以获得沼气、生物柴油、有机肥、高蛋白饲料等产品，实现循环利用。

　　但这项一举多得的工作，开展起来却充满曲折。“从分类收集、运输、终端处置的全流程来看，运输相对容易，难就难在两头。”北京市一位从事生活垃圾管理工作近10年的基层工作人员说。

　　不过也有专家判断，对于城市厨余/餐厨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置的管理思路过于超前，目前难以解决前端精细分类、综合成本以及监管等多方面的问题。而多年来多次全国范围内的实践结果，已经隐隐折射出方向性的失误。

　　非法处理渠道为何堵不住?

　　餐厨垃圾涉及个人利益，需要依靠餐饮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府强制管理，但政府的执法能力有限，漏洞在所难免。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关于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的紧急通知》之前，北京城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电动三轮车，车上装载了数个绿色密闭式垃圾桶，在各个大中型餐饮场所收运餐厨垃圾。

　　这种运输车定点收运若干个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而这些餐饮单位也基本上都与所属地的城管部门或者第三方专业处理企业达成了收运协议，无偿将其剩饭剩菜交予政府或第三方负责收集处理。但要签订这样的协议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动了某些人的“奶酪”。

　　一些人在夜间出没，驾驶贴着黑色车膜、沾满油腻的面包车，穿梭于各种餐馆的后厨，付费收购餐厨垃圾，或者从后厨下水道(井)中捞取餐厨垃圾，之后迅速奔往郊区某地的黑作坊(没有正规经营手续的违法加工点)，通过简单工序提炼出油脂，其余的则直接用作饲料。地沟油和泔水猪就是这么来的。

　　他们获利丰厚，因此给原料提供者的报酬也颇为诱人，不少餐馆的后厨甚至老板，都对他们十分热情，暗地里接受他们推销的油脂产品。这样的利益链条使两者的“合作”亲密无间，关系日益稳固。

　　而政府部门许可的绿色运输车要无偿地收取餐厨垃圾，打破餐馆和黑作坊之间的利益联盟，依靠的是宣传发动、法律法规、行政执法。简单地说，是依靠餐饮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府强制管理。

　　“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不是一句话的事，遇到某些餐馆老板，磨破嘴皮子也还是碰个软钉子。”几年前曾主管这项工作的某位城管部门工作人员说，“不过，大部分餐饮单位在我们几次三番地宣传动员和主管部门、执法部门的压力下，也在慢慢改变做法配合收集工作，虽然还有点阳奉阴违。”

　　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越来越多的餐饮单位开始接受政府的协议。几年来，北京市的几个城区，签约餐馆的数量大幅增加，目前已有数千家。即便如此，在北京的街头，夜里依然能够看到那种贴了黑色车膜的面包车。

　　“政府的执法能力毕竟有限，一个城管分队就那么十几个人，不可能天天盯着某个餐馆。虽说可以强制管理，但漏洞在所难免。”一位城管执法人员说。

　　曾经有执法人员在某次夜间执法时，在某餐饮街道的路口拦截了一辆满载餐厨垃圾的大型运输车，上面足足有四五十个桶。而就在当天(2012年3月1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城管部门对此有些无可奈何。不少餐饮单位虽然签订了餐厨垃圾处置合同，每次也配合收集人员，但他们会把最肥的部分留下来，等待老朋友夜间来访。可是执法人员抓不到他们。

　　黑作坊依然存在，相应的，大部分正规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却长期饿肚子。不仅北京，全国有多个城市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深圳每天产生餐厨垃圾2000吨左右，但最近媒体报道的深圳某餐厨垃圾处理厂，每天能够收集到的餐厨垃圾再加上厨余垃圾，总共也不过五六十吨，因吃不饱而亏损严重。而去年6月1日深圳市颁布实施的《深圳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许可处理餐厨垃圾，将被处罚5万元或10万元;将餐厨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取得许可经营资格的企业收运的，每次处2000元罚款。不过，《办法》实施一年来，职能部门却不曾开过一张罚单。

　　餐厨垃圾收集的难点就在于执法。长沙市的做法或许可以给不少城市一些借鉴。为了确保餐厨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城管部门成立专门的餐厨垃圾执法队，常态化运作，不遵从政府指令的单位由执法队强制执行，并处以高额罚款。而当地的处理企业建成后迅速达到满负荷运行。

　　执法需要成本，需要长期稳定的常态化机制。而这正是餐厨垃圾收集和生活垃圾分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一难题的核心，从我们现阶段的工作情况来看，还是资金。”北京市某区管委工作人员表示，最好有稳定的专项资金支撑。

　　而根据目前我国在垃圾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和分配模式来看，专用于垃圾分类或餐厨垃圾处理监管执法的资金量甚为有限。随着分类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相应的专项资金也应该水涨船高，而不能只重视设施等硬件建设，忽视了分类、收集机制等软件建设。

　　处理工艺仍不成熟?

　　大约还需要3~5年时间的探索和尝试，我国城市餐厨/厨余垃圾的管理和处置才能摸索出较为清晰的路径和模式。

　　实际上，硬件设施的建设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开展垃圾分类，不仅仅需要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参与性，末端处理设施的完善才是保证生活垃圾得到综合处理最关键的因素。”一位熟悉厨余/餐厨垃圾处理行业的工程师说，“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尚无一座专门的餐厨/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即便是现在广州正在大力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但是末端处理设施的欠缺使得居民垃圾分类变得毫无意义，到最后还是要将分类出来的厨余垃圾与其他垃圾再次混合运至填埋场。”

　　虽然全国范围内目前针对厨余和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已有多种模式，但在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看来，非但能力不足，而且工艺技术也基本上处于探索过程中。“尚没有哪种工艺在成本控制、循环利用、安全低碳等方面实现较为适宜的综合效益，而如果这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专门的处理就失去了意义”。他说。

　　北京某城区的垃圾分类试点，专业收运队伍统一收集厨余垃圾，与餐厨垃圾一同进行沥水减量等预处理后，运送到数十公里以外的终端处置场所，经过高温、消毒、干化等处理，制成蛋白质饲料添加剂。其他区域也有采用堆肥、好氧发酵等不同处置工艺的终端设施，但总的实际处理能力仍然不足。而且，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处理能力是针对于餐厨垃圾，而不能处理厨余垃圾。

　　在现有的处置工艺中，堆肥工艺使用的时间最长，但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臭味控制、堆肥产品质量不高、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关于堆肥工艺的二三十次尝试也鲜有成功案例。

　　不少企业也在努力探索新的更有效的餐厨/厨余垃圾处理工艺。北京市某企业经过多年研究，开发了“热水解+厌氧”的组合处理模式，在将餐厨/厨余垃圾无害化的同时，每吨垃圾还可生产30立方米的沼气，实现能源化利用。由于其成本较低，安全低碳，且规避了堆肥工艺二次污染和产品质量等问题，业内对此路线期望值颇高。

　　“大约还需要3～5年时间的探索和尝试，我国城市餐厨/厨余垃圾的管理和处置才能摸索出较为清晰的路径和模式。”徐海云认为，“也许，相对于最后的选择，现在努力的方向正在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