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带来了很大的恐慌，其成因涉及方面比较多，它既是环境保护、土壤污染防治层面上的监管不达标，也是食品安全保障、市场秩序维护层面上的监管不达标。一方面，采矿企业“几乎没有环保设施”，重金属排污被放任自流地进入土壤农田；另一方面，被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地继续种植大米，农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最后，重金属超标的大米进入市场交易。

针对2013年中国热议的镉米污染，多位专家表示，土壤镉污染主要来自采矿、冶炼行业，工厂排放废气中含有镉，可能会通过大气沉降影响较远的地方。

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却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根据不同的摄取方式来量，镉对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通过大米等食物摄取的，属于“长期小剂量”。这种情况带来的危害主要是肾脏和骨骼。WHO对镉的安全标准就是基于对肾脏的毒性建立的，上限是每周每公斤体重7微克。这相当于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不超过60微克。

这个安全标准包括所有的镉来源。除了米饭，还有其他食物和饮水。对于大米，我国的安全标准是每公斤0.2毫克。相比与日本的0.4毫克，还要更严格一些。这只是一个“控制标准”，并不意味着高于这个值的大米才有害，而低于它的大米就“安全”。比如说，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15毫克的大米——这样的大米是合格的，也超过了WHO的“安全线”。如果只吃200克含量为每公斤0.25毫克的——虽然它超标了，但是总摄入量也还没有超过“安全线”。此外，人还要吃其他食物，还要喝水，其中也还可能含有镉。对于“镉大米”产区的人们来说，其他来源的镉就更不能忽视。

2013年中国报道的“镉大米”事件中，镉的含量最高可达每公斤1.005毫克。这个数值与日本“高镉”地区产的大米差不多。在日本神通川和梯川流域，大米的镉含量最高达到过每公斤1.06毫克。

慢性镉中毒的症状被命名为“痛痛病”，日本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了它的存在。中国还没有详细的病例统计。在日本的上述地区，统计的成人接近两万（占了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出现了近二百病例和一百多“疑似”病例，以老年女性为主。根据研究，痛痛病的症状主要来源于镉对肾脏和骨骼的破坏。镉会在肾脏中累积，最后导致肾衰竭；对骨骼的影响则是骨软化和骨质疏松。长期接触更大剂量（WHO安全线的3倍以上）的镉还可能会导致消化道的障碍。在动物实验中，这种剂量的镉还显示了对生殖和发育系统的影响。不过，对于人类是否有同样影响，还没有可靠数据。[2]

镉中毒更大的麻烦在于它的长期性。即使停止了食用高镉大米，肾衰症状依然会持续。

镉在肾中一旦累积到一定量，就可能损害泌尿系统。主要表现为近端肾小管功能障碍为主的肾损害，这并不致命，但可能会略微影响预期寿命。镉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前提都是几十年长期、较大量地吸收，因此预防近端肾小管功能障碍，就可以保护受镉污染影响的人群。[1]

镉米现状

2008年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他们的研究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

多位学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

2013年5月，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抽检结果显示，在对18个批次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后，监管部门发现有8个批次被发现镉含量超标，比例高达44.4%。而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广西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骨痛病”初期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