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格?这个问题既很浅显,也很哲学。按浅显的说法,人格就是人的“德性”,是人的行为倾向和思想意识所表现出的人的品格;按哲学的说法,那就比较复杂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围绕“人格”这两个字写了多少篇文章。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透彻的,还是心理学的老祖宗弗洛依德的理论。
藏在一个人身上的三个“我”
弗老先生有个很着名的三维人格结构理论。他说,一个人的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是动物的我,自然的我,充满了各种本能欲望的我,这个“我”按潜意识行事,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原动力,行事遵循“快乐原则”,有点我行我素;“自我”是社会的我,文明化了的我,它按现实社会的规矩、规则,指导“本我”行事,让“本我”既获得满足又避免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超我”是精神的我,道德化了的我,大境界、大智慧的我,至善至美的我,它始终居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处,遵循的是“至善原则”。
藏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三个“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弗老先生又打了个比方,说“本我”像是拉车的马,无拘无束,只顾往前奔跑;“自我”是那个驾车的马夫,掌握着行车的方向;“超我”则是藏在车夫脑子里的意识、智慧,虽然无形无状,却能主宰全局。一个人,只有这三个“我”保持均衡,和谐相处,才有健康的人格,才能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假若三个“我”不协调,或者三个“我”中少了“自我”、“超我”,任凭“本我”自由任性、横行天下,那就不是健康的人格,其行为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企业家人格外化过程的基本特征
我这里不想评价弗洛依德人格理论的哲学意义,只想借助他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分析企业家人格外化过程中的某些基本特征。
首先,我们可以把企业家的“本我”看做是人格化的资本获取财富的原始冲动。这种原始冲动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不可扼杀的。没有获取财富的原动力,社会不能进步,人类难以生存。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解放生产力,就是顺应了中国人民追求富裕生活的历史趋势。所以,改革开放这个大闸一开,获取财富的愿望就形成了波涛汹涌的浪潮,一泻千里,奔腾而来,呼啸而去,形成无与伦比的历史巨流。
但是,这种原生态的获取财富的“本我”冲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让“本我”赤裸裸的幽灵在人间自由行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毒奶粉”事件?为什么煤矿的恶性安全事故屡禁不止?为什么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件会“前仆后继”地延续?为什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许多丑恶现象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不绝于耳?这一切都是由于获取财富的方式背离了合理原则,背离了善的原则。所以,人类社会必须对“本我”无休止地满足财富需求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
如何限制和规范呢?这就涉及到人格结构的第二个层面---“自我”的修炼。“本我”的外层是“自我”。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我”是一个人在意识上对外界环境和客观现实的适应性和依从性。对企业经营者来说,“自我”是一个企业家对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行动准则的认同,以及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服从。一条是道德红线,一条是法律红线,两条红线都不能越过。“自我”修炼的目标,就是要不断地强化道德和法律意识,让不违德、不违法成为自为、自觉的行动准则。借用文革时期的一句话,要把红线原则“牢记在心坎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自我”的外层,是第三个层面——“超我”的修炼。 企业家的“超我”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人文精神。最有魅力的企业家是闪烁着人性光芒的企业家。“超我”是具有道德底线的“自我”的进一步升华。企业家办企业、搞经营,离不开科学。管理科学100年,得益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抚育,已经成为全世界企业家必修的课程。但是,上世纪末以来,管理科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企业到底是谁的?为股东盈利是企业的第一目标吗?社会责任是不是属于企业的管理范畴?企业软实力和硬实力是什么关系?人文精神在管理学领域的地位和表现形式是什么?等等。很多问题,传统管理学没说过,或者说得不清楚,或者有些内容根本就已经超出管理科学的范围。
崇尚管理科学的企业家不能用管理科学解释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为什么?原因就在于,科学本身就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和大自然、大宇宙的无比复杂性相比永远处于不对称状态。更何况,科学用不好还可能对人类自身造成巨大破坏,比如原子弹、各种先进武器、克隆技术等等。所以,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价值观问题,信仰问题。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必须请教哲学,靠哲学来解决。哲学是人类面对所有终极问题的总智慧。而宗教是哲学的延续,它对现实社会、芸芸众生最大的吸引力,是从生命质量的角度提出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门派的共同诉求。而这一点也正是其他学说,包括传统管理学所难以企及的。
有鉴于此,才有人提出“科学的终极是哲学,哲学的终极是宗教”的命题。一般说来,企业家的境界有多高,企业就能办多大。办企业办到最后,其实就是办个“境界”,比的是企业家“超我”的修炼。“超我”的智慧照耀“自我”,“自我”的理性规范“本我”,三“我”合一,融于一体,是一种最理想、最健康的人格状态,也是优秀企业家的精神追求。
企业家修炼的“选修课”和“必修课”
上面讲到两个级别的修炼,其中,以“自我”的觉悟约束“本我”的冲动是企业家必做的功课,不能逃避,不能遗漏,必须以无己无私的心态面对公众和社会。必须强调,这一层修炼的及格分数线是100分,60分、80分、90分都不行,你就是少拿一分,都意味着经营过程中有违法和违德的事情作代价。你不能给自己留下道德空白和法律空白。第二个级别的修炼,以“超我”的智慧照耀“自我”和“本我”。我认为,这一层修炼是选修课,但这门选修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应该大力倡导、鼓励和推动。不能强迫所有企业家去进行“至善修炼”,这应该是企业家自觉自愿、心领神会的事。企业家的第一要务是做好企业,有超我智慧的企业家可以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久,甚至进入世界500强。但不能否认,一个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已经是一个及格的企业家。我相信,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当一个企业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练终于有所成就,他一定会向更高的人类文明的台阶迈进。至于能走多远,能登多高,那要看他本人的造化。事实上,像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这样的具有精神领袖气质的企业家,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到,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类,一类叫先知先觉,一类叫后知后觉,一类叫不知不觉。世界的进步,就是由先知先觉的人,去唤醒后知后觉的人,带动不知不觉的人。我不知道他的论断是不是符合唯物论,但有一个事实是明显的,那就是,古往今来,无论哪个时代,总有少数“先知先觉”者,通过学习、修炼,思想高度、精神境界达到了他那个历史时代的制高点,同时也给社会带来精神的力量。
总之,从长远来说,中国企业家的人格修炼应该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当前应以“自我”层面修炼为主,着力解决守法和守德两大关键问题。
中国企业家的修炼之路还很长
中国企业家分为两个队伍,一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二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两个队伍之间,虽也有个别人的流动---且都是从国有到民营的单向流动---但基本上都是沿着自己的历史轨迹和成长逻辑并行地、独立地发展的。从研究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是“角色转型”问题,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是“全程表演”,所以现在专家们研究中国企业家一般都以民营企业家作为典型对象。我们今天讲的企业家,也以民营企业家为基本对象,而且主要是讲那些自己拥有企业的企业家。
有趣的是,国有、民营这两支企业家队伍都是“断代”生长起来的,没爹没娘,平地而生,平地而长。在他们的家谱上,没有当企业家的祖宗的荣耀,甚至大都出身贫寒。30年以前,他们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吃的都是地瓜、白菜,不像欧美富人企业家,显赫家族动不动可以数到一百多年、甚至几百年以前。中国企业家数来数去年龄充其量不过30岁。虽然孔夫子说过“30而立”,但毕竟离“知天命”、离“随心所欲,不逾矩”还差得很远。所以,中国企业家需要好好修炼。2009年初,我到上海拜见稻盛和夫先生,他告诉我,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企业不是成熟的企业,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企业家不是成熟的企业家。不谈企业家的境界,单讲企业家的能力,我们中国企业家要走的路也还很长。
中国企业家需要修炼的功课很多,比如,关于财富问题,名望功利问题,家族、家庭问题,企业使命和价值观问题,相关者利益问题,社会责任问题,做企业和做人的问题,等等。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对财富的态度。这是企业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必须诚实面对的一个独特话题。社会对企业家的关心,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的财富从哪里来,又用到哪里去。企业家自己经常要思考的,也是这两个问题。财富的来源,可以看出你的“自我”修炼程度;财富的去处,则可以看出你“超我”的修炼程度。和财富保持适当的距离,超出财富看财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顿悟。大家看看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的晚年,读读他们的着作,或许会有所启示。
人格修炼靠自省,也靠外部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现今人类可以用来武装思想的精神力量有两大源流:一个来自西方,包括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以及绵延五千年的西方神学;一个来自东方,主要是中国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以及源于印度、兴于中国、日本、东亚、南亚的佛教学说。中国企业家生于斯,长于斯,血管里流淌的就是东方文明所滋养的血液,理所当然地,他们的精神王国最终都会回归东方,回归中国。他们也完全有可能从中华五千年的思想、文化源流中找到灵感,实现精神的涅。至于最终的思想归宿是在孔夫子那里?还是在老子那里?还是在释迦牟尼那里?还是把先圣先贤们的智慧融于一炉,独创出自己的精神园地?这些都应该允许有选择的自由。重要的不是他们选择谁,重要的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精神归宿,以大智慧实现“超我”的升华。